农民工老王还清楚地记得，2000年4月29日，那天他刚来到北京时，心里犯起了嘀咕：“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我一个农村的老百姓，它能容纳我吗？”
那一年，老王38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由于当时在山东单县老家盖新房，加上母亲生了场大病，老王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这逼着他不得不离开农村去谋生活。
老王想得很明白，要挣钱就得在人多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走不出去，就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地有多宽”。
没过几天，老王在北京南五环外的一家建材厂找到了工作，在装配车间里看管物料。他很能干，做事有头脑，又是高中学历，很快在工厂里立住了脚。
刚开始时每个月工资不到800元，他一直在城市里寻觅着其他挣钱机会。第二年，老王带着老家的媳妇来到北京，在工作之外帮媳妇摆小摊，卖些炸丸子和糖糕之类的小吃，每个月能额外赚2000元。
如今，老王已经是建材厂成品库的主管。平时爱好写点散文和小诗的老王说，生活戴着一个紧箍咒，包括家庭关系、世俗观念，也包括户口限制，这些都是很大的约束。
老王说，农村人智商不比城里人低，而城里人享受到的东西更多，很多城里人还看不起农村来的打工者。比如刚来北京工作时，公司不给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还让每个人签字，声明“我不愿意交保险”。最近两三年，由于国家的强制政策，老王所在的公司才开始给他们缴纳养老金。
其实这么多年来，老王一直试图打破这些生活中的紧箍咒。早在1979年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就偷偷离开老家单县去山西打工，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离土离乡的农民工。
由于户口不在山西，老王找不到正式工作，合同工也只要本地人，他只能到亲戚的建筑队做事。头一天的活就是挖基槽，要2米宽1米深，一镐一镐地刨，干下来双手满是血泡，晚上躲在被窝里“眼泪花花流，越想越难过”。
最后老王还是坚持了下来，接着又到一家煤炭公司帮老板收货、看料和卸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改变家庭的贫穷面貌。两三年后，他用工作的积蓄给家里盖了三间瓦房，从山西买了名牌自行车、缝纫机和上海牌手表带回老家，并且很快在家里娶了媳妇。
煤炭公司老板器重老王，劝他说，“你们那里发展慢，还是来山西吧，可以把老人接过来，我帮你在这边落户”。老王心动了，但由于媳妇在山西水土不服，他还是在1987年选择回到了山东单县的农村，重新当起了农民，只是偶尔会去到外地打工或者贩卖些农产品。
多年后，老王再次离开农村来到北京打工时，他已没有了在外安家的想法。老王对他的子女说，你们想在哪买房，想在哪发展，那是你们的事。对于老王而言，他计划干到60岁退休后，回到县城居住。
让老王欣慰的是，他的三个子女都已经在北京成了家，有了各自的小孩，大女儿还在北京五环外的黄村买了房。老王则于2007年在单县县城为老两口买了套房子，当时的房价是每平米1400元，相比北京来说便宜许多。
在县城房子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护城河公园，常有老年人在那里下棋、跳舞。老王想象着自己退休后每天溜达到公园里参加活动，锻炼身体。他还准备在小区里开个超市，“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老了就一定要开开心心，不然会感到孤单”。
如果说老王是第一代到城市里打拼的农民工，还多少眷恋着农村和农村的土地，“毕竟那是生咱养咱的根”。老王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经融入了城市，土地和乡村都不再是戴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了。
老王向记者说起一件小事：去年8月，他带着4岁的小孙女回山东老家，小孙女跟爷爷说想要吃薯条。但老王不知道什么是薯条，结果买回来的是虾条、红薯干。后来，老王带着小孙女找到了县城里的洋快餐店。一进门，小孙女立马兴奋地说，“爷爷，就是这里”。老王感叹，自己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都还没吃过薯条，这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老王说，现在政策有了变化，他的孙辈们可以在大城市里就地上学。农村人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应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将来应该更加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