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大家何建明：一个人的国家命运

　　肖泽颖：您在《我的天堂》里面，刚才您谈到了小桥流水这些，您还写到了近30年历史性的巨变，作为整个的叙述对象，包括您写了国民的这种心理，大家这种可歌可泣，坚守家园这种渴望求新的一种精神，您怎么看?

　　【何建明】：改革开放时，苏州本来就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改革开放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冲击和什么样的精神的内心的这种涌动?实质上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社会的发展，既要有外部的因素，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们内心的那种对变革的需求，苏州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他们在前面的几千年历史进程当中，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富足的地方，但是这种富足是暂时的，或者说还跟不上世界范围的一种时代的发展变迁。当改革的浪潮在广东南方那边不断的在向北推动的时候，苏州人也意识到，我们必须做一些突破。苏州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乡镇企业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当改革开放以后发现广东发展了，浙江的私营企业发展以后，曾经是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的苏州，已经出现了制度上的滞后。因此苏州要做一个大的变革，那个变革我也经历而且也知道了，也是我们父辈他们曾经经历的，是非常痛苦的。是什么?从纯粹的计划经济的那种体制下，转化为市场经济这个过程，这对苏州人来说一次彻底的革命。因为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当中，我们是所有公有制的那个体系，乡镇企业就是曾经为这个公有制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的苏州地区的乡镇企业曾经也是在全国非常著名，但是改革开放浪潮以后，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出现了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变，怎么变?往哪个方面发展?这是苏州曾经非常痛苦的历程。那个时候，关于姓资姓社的斗争在我们那里是集中体现了。所以邓小平最早的一次南巡是在82年的时候，83年初的时候是先从我们那个地方走起的，所以小康社会也是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然后再到浙江再到广东那边走了一圈。92年又开始第二次的南巡，历史是这么走过来的。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苏州地区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变革，而这种选择即是痛苦的又付出了代价。

　　我曾经记得，或我在书上已经叙述过了，有的地方为乡镇企业的一些老干部和老的农民，包括像我父亲他们这些，坚守所谓的公有制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干部群众，他们确实有点想不通。但是后来慢慢的会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在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块。乡镇企业有它的好处，它在那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80年代后来，起到一个滞后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改革。在这个时候曾经涌现出像张家港，他们敢干，张家港精神，那个时候昆山精神，昆山思路吸收外资，特别吸收台资，他们的进步发展非常快。这两个县市是在苏州地区原来是最落后的，但是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特别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走到前面去了。走到沪江、常熟、吴县之前了，所以在全国走到最前面，至今特别是昆山是在全国百强县当中第一名，一直是第一名。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是看不起昆山人的，昆山人就在我老家，我是苏州的常熟出生的，是我们苏州最富裕的地方，就是高乡，高乡就是种棉花和水稻的，昆山是低乡，它那个地方地特别低洼。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在我们苏州人当中看不起它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发展非常快，迅速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吸收外资，依靠跟上海的那种地理优势近的优势，迅速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昆山思路是我们整个苏州地区内部需要的一个方向，以后就成了全国的发展方向。张家港是敢干，穷则思变，他们实现了目标。而沪江、常熟、吴县这三个是老牌的苏州的县市非常富有，开始不太容易进步，后来当他们觉醒以后发展速度翻天覆地，也就都跟上来了。整个苏州的形态大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