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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大家何建明:一个人的国家命运

2014-05-26 14:44:00来源:中国网 作者:
何建明,江苏苏州人。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政协委员。上世纪末以来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七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获鲁迅文学奖、三获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肖泽颖:《国家行动》影响很大,这部作品能够为当代中国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就是说有什么指导的意义?

      【何建明】:《国家行动》表达了三种意思。第一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共产党执政领导的国家,我们的决策意志是建立在什么地方,是建立在为民众为我们的人民造福的这样的基础上,就是我们执政为民这个理念,为什么叫《国家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对人民是有好处的,给人民创造幸福的这样的基点上。三峡整个工程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发电的问题,第二个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江中下游的旱的问题,长江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的洪涝,特别是98年的时候,大家都记忆非常深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大地上高呼着口号,因为当时是非常危险。这样的事例在我们整个历史上,长江流域一直出现这样的灾难。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情,要造一个坝,把上游的水在洪涝的时候不要让它一下子放到中下游,让它缓缓的下去,这样中下游就不出现灾难。长江是世界上几大深河流之一,到底会不会造成其他的灾难性的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长江论证的话论证了十几年,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行动,干还是不干,利还是大于弊。当我们决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起手来的时候,我们就代表了人民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概念。是我们执政为民的概念,这是我要表达的《国家行动》。

      第二个问题讲的是当国家的决策决定以后,我们如何把这个决策贯彻下去。实际上也是一个怎么样体现我们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形象的问题。在三峡工程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解决三峡移民,而《国家行动》主要讲的是三峡移民的问题,百万移民如何来实现。这里面我讲到了共产党人为了保证国家的意志能够落实,他们付出的那种代价真是让我非常感动。我讲一个例子,采访我自己也觉得受了很多苦,有一天为了到那个移民点,我从5点开始醒,然后8点乘飞机到重庆,重庆下飞机以后马上赶到龙城码头,然后乘了9个小时快艇,下午快傍晚的时候到巫山,巫山上来以后又走了两个小时吉普车,吉普车完了以后没有路了,坐了拖拉机坐了三个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快2点的时候,才赶到移民点。移民点没地方安排,夏天就给我们安排在一个放假学校的5楼,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就在那个柱子上躺了一会儿,4点的时候把我们叫醒了,说移民要走了,让我们去采访,到现场看看。第二天给我安排在什么地方?安排在一个半山腰供销社的一个所谓的招待所,就几间房子,我一看有8个床,那个床啊都是有水的。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我想我好不容易来一次采访,我又回去的话怎么办。8天时间没有洗澡,玻璃窗都是碎的,下着雨,霹雳啪啦打着雷,床上都是水。为什么?我连饭都不好说,就是移民干部他们都跑出去做移民工作了,你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你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别人帮你做点什么事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任务,我曾经记得有一个移民的干部还是一个同志,一个副镇长,他要家家户户去动员去移民,好不容易动员完了以后,最后是要拆迁,拆迁什么?拆迁祖坟,要移坟地,长江的水都起来了以后筑大坝以后水要涨高,凡是水面以下的那种坟地都要搬走,很多老百姓人可以离开,他说我的祖宗,埋在地里的老祖宗是不能移走的,移走不吉利。移走可以,只有一个条件,你移民干部给我负责,你当我的亲人的孝子,移民干部包括副镇长,为了做好这件事,每天披麻带孝去帮着人家把那个死人的骨头棺材挖出来,然后磕头然后做农村传统的那种,还要哭,磕头、哭、跪,他一共做了140多个。就是搬了140多次坟地,他当了140多次孝子贤孙,这么多干部在那儿完成了。你想象不到,我认为比战争还要难受。你想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为了实现移民搬坟地,他要家家户户为了死人磕头,才把这个事情做通了。这是第二个,我们讲的共产党执政为民,在这些移民干部身上是充分体现了,这也是国家行动,为了实现国家行动共产党人付出的代价。

      第三个层面是广大的移民,百万移民,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无奈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为了服从国家的行动。这就叫为了大家舍小家,最后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也是非常感动的。一百万人,西方世界曾经把我们三峡移民工程说成是侵犯了人权,曾经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有几年把我们三峡移民工程当成一个事拿出来。但是中国的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实践证明或者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当他们明白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清楚的做一个选择,就是为了大家舍小家,我看了很多移民干部和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随便讲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太太,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70多岁了,她的老头子已经去世了。当让她移民到广东那边,她不走,说我就这把老骨头了,我死在这个地方,跟老头子一块儿埋在那个土地上就完了,你们不要赶我了,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还必须要把一个活生生的老太太搬走。但是这个老太太就是不走,最后没办法,其他人都要走,拉着他走,他自己爬到树上去了,爬了整整七天时间。为什么爬到那个地方?第一她不想走,第二她要看着那个长江,爬到那个树上才能看到长江。她说我离开了这个我祖祖辈辈,我一生就没有离开过的长江,我天天要听着那个长江的浪潮,我才能睡得着觉,你让我离开,没门。他的儿子还是一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怎么叫老娘,老娘就不走,实在没有办法。第二天马上就要走了,突然老太太从树上就下来。然后用那个小拐棍,回到家里敲敲她那个老棺材,提前让家里给她买了一个棺材,对儿子说咱们走吧。老太太没有那么多觉悟,也没有那么多口号,当想通以后,义无反顾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带着他的孙子,在离开孙子的那天我在现场看到了,几百人乘着车就走了,老太太是最后一个人,他走在队伍的最后,离开家乡的时候,然后她把小孙子拉到自己身边,突然转过身以后面对那个老宅基地一下子就跪下来了,磕了三个头。这个时候一下子发现,这个老太太怎么还没走,一看老太太在磕头,开始是五个,后来是十个,后来是一百个,整个全村几百人都跪下来,告别他们的家乡,磕头磕了三个头。那个场景就像电影似的,一直在我脑子里闪烁。这就是我的书当中的第一个用的例子镜头,真实的镜头。我讲的《国家行动》体现的三种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后面这种,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可爱的。当他们理解国家的政策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全部的奉献来服从国家的利益,而同时我们三峡工程实际上也是国家为老百姓子孙万代造福的一个工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完成了《国家行动》。《国家行动》代表了人民与百姓,百姓与我们执政党,与我们的政府是紧密的连在一块儿的。社会主义国家两种力量能拥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也是我们时代的象征。所以这本书讲的是这种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时代精神。《国家行动》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肖泽颖:您有没有意识到您的很多的作品都反映的是国家大事,反映的是人民的事情,有人把您的这种报告的创作形式概括为国家叙述,您怎么理解?

      【何建明】:国家叙述这个概念,是理论家给我总结的,但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也是这种意识。我也是经历了30多年,我写了大概五六十部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有长篇大概三四十部。这十几年当中,光听名字国家两个字的有好几本,就是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等等这类的,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讲国家叙述。我觉得我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笔是直面社会,直面这个时代,不管是写批判的还是歌颂的,我都有一种国家的意识。这种国家意识不是我有意去创造的,而是今天的社会,我们不管是写人还是写集体还是写整个时代,反映的都是我们的国家,都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种历史的呈现。这个呈现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的画卷和进程。所以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我们是记录时代的,我们的意识有意无意当中就是会跟国家连在一块儿。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份不管你是一个老百姓,你还能享受北京的地铁,你到天安门随时可以来。可是我想到30年前40年前,连我这样的人,连我这样的还不算普通一般的老百姓,我是一个军人,我到北京来从一个湘西那个地方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极大的这种满足感。为什么呢?当我第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内心是那么激动,我发现天安门怎么这么高大,现在天天走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我不是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心态,当我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一号线那个时候坐了好几回,真好玩儿,又快又安静,那时候人少,地铁真快。现在我们随时可以乘地铁,你想想一个普通的公民在以前有这样的可能吗?进北京根本进不进去,还要打证明。有钱了你都不一定进到北京,现在谁都可以进来,首都的这种精神的物质的都可以享受。那么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要记述我们几十年来的变化。这是对国家来看是这样。可是从大的历史进程当中也是这样,中国30年的历史变迁和进程,几乎是实现了美国300年的建国的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三千年的变化都没有这么大,难道这样的变化不是我们国家的,值得我们去好好记录和讴歌的吗,这就是我自己内心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我的笔触或者说我创作的意图就是建立在这个点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失去了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基本的品质和素质。有的时候可能话扯得远了一点,现在我认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发展是怀着并不公正的一种态度在看。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到处是腐败现象,好像共产党执政有那么多不对的地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黑暗面很多,可是他们不要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这30年来的变迁是无法代替的,是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替代的,你必须看到这种主流。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但是你要记住尽管我们在看到有毒的奶粉,更多的奶粉还是好的,尽管我们看到有人非常不道德的把婴儿卖掉了,但是要看到我们千千万万的儿童是在健康的成长,他们成长以后都有机会上大学。我们要看到确实党内有这些腐败干部,他们非常可恶,但是要看到更多的极大多数的干部是在努力的工作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以要看到主流。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正确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样一种视觉。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尤其像我写报告文学的作家来说,我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一个客观真实的国家层面上,我们从国家的层面上去理解一个普通人的情怀,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他应该面临的和正在面临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意识一直在我的创作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以我的最宝贵的年龄正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大变迁的时代,几十年,所以我的关注点我的激情我的笔触落到这个地方,是有它的特定意义的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责任和使命在我身上的呈现。

      肖泽颖:我们就称它为国家叙述,目前的话如果说您的报告文学创作阶段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或者说回望一下创作的这段经历,还有我们阶段性的成果都有哪些?

      【何建明】:国家叙述我认为在今天,首先这个概念提出来学术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摒弃了我们那些不客观的不全面的不公正的或者说扭曲的一种社会叙述或者是文学现象的一种,我认为至少是一种正面的批判,或者是正面的校正,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如果说我自己总结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开始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我可能写到一个国家的大题材,人家说我国家叙述。早期的时候在20年前我写到矿难,我的第一部鲁迅文学奖作品叫《共和国告急》,写矿难,那个时候都没有人写,我是第一个写或者第一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是一个国家的题材。我是无意识的,无意识是什么?我看到听到了那个现象,我说我必须去写,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在写《中国高考报告》那个阶段的时候,那是全民面临的这些问题。比如我为什么写中国高考报告,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千军万马走一条独木桥上大学,应试教育给我们带来,包括高考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弊病,这是我要作为思考写,国家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些现象,这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是有一定的意识了。

      第三阶段就像《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等,这将近七八年当中,应该说我是一种自觉的国家叙述。从不自觉的有意识的和到自觉的这三个过程。所以这段时间写这方面的更多一点,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创作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或者是我的作品反馈出来之后发现这样的作品是老百姓也喜欢,领导决策部门都非常喜欢,这也是在文体功能方面体现得最完整和最完美的。所以国家叙述总结的话我经历了这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也体现了我自己的成长,从开始到成熟的那么一个过程。从报告文学文体来说,对文体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原来写的报告文学大概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的时候是包括《歌德巴赫猜想》和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报告文学创作都是有一件事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叙述,我称之为他是静态的报告文学写作,就是放在那个地方,你去写,看谁写得好就是好。现在是动态的,一个社会形态还没有确定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个事件是好还是坏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我们进行我们自己的写作,我称它为动态。所以国家叙述在今天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社会的现象和发展过程当中正在呈现的一种东西,他可能还没有结论,他是在进程当中,我们就要去写。我们要进行国家的叙述,我们要把时代的那种锋芒写出来,今天的国家叙述就是今天的国家的发展进程,这种叙述我认为是极端重要,它可以给我们国家民族一方面记录下来,同时还可以提出很多有效的良性的这种好的建议。我的很多作品,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一些决策部门的关注,就是因为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像当初写大学贫困生,首先把这件事情就呈现出来,第二给国家相关的决策部门提出了很多很多宝贵的意见。因此后来我们这十年贫困大学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们的命运彻底改变,是跟我这部作品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时中央领导都做了批示,后来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政策。所以这种国家叙述他带给我们的不光是文学的记忆而是文学的参与,文学参与这个时代,参与这个决策,参与这个历史的进程。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叙述。

      肖泽颖:写了这么多作品,自己一定收获了很多,一定也有很多的一些沉重的很辛酸的一些经历,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的?

      【何建明】: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当我今天取得一定成就或者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依然受到很多,我用很多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受到了更多的人的拥护,很多读者的期待,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我觉得很正常。开始我不太理解,或者是我有点生气,后来慢慢的感觉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没有肉的时候,大家吃肉都觉得很香,我们天天吃肉以后,你再让一些人去吃肉的时候他就会烦,他甚至会愤怒,最后骂人都出来了。今天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走的这条路,也许大部分人看来走得非常对,但是也能引起某些人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原因?就是我这个报告文学创作,我走的这条路都是很大一部分人是来正面反映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来正面反映我们党的形象,但是有些人就认为不是的,国家的形态不是这样的,他只看到了黑暗的阴暗的面很多,他认为你是不是有意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有这么一些人,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这个社会是多形态的多元的,我们允许这些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东西的存在,但是我们心里要清楚自己的主见和立场,不能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方向和奉行的这种价值观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人的风凉话或者是他们某些抨击的时候我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曾经经历了那种痛苦辛酸不理解,很多很多,太多太多,今天依然是这样,但是难道在这种痛苦和辛酸的面前我们就要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追求吗?不太可能。如果放弃,那证明我们不成熟,如果放弃就证明我们现在坚持的东西,以前坚持的东西都不对了。所以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自己以前的那种态度,我们依然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民族,也符合这个时代。比如我写了很多典型的人物,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华西村吴仁宝,吴仁宝去世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对他不公的攻击的话诬蔑的话,我当时非常气愤。我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吴仁宝的遗产》,让人们了解了吴仁宝是个什么样的人,真实的吴仁宝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跟吴仁宝非常熟,他是我父辈的而且离我家乡也非常近,是我值得敬佩的一个农民的共产党人。但是好多人对他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过华西村,他们认为吴仁宝一直是坚持共产党的那种专制的领导,其实不是那样,吴仁宝只是在他那块土地上,他用他的华西特色的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所谓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很多人是不理解和不了解,因此他一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攻击他诬蔑他,我当时就提出我必须亮出我自己的观点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立场观点非常清楚。我觉得做这样的事业,让人家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必须做到的。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说人家对我们的批评,我认为在所难免,对这种不真实的误解的东西,不要太在意,坚持自己的方向,没有什么错。

      肖泽颖:您创作了很多作品,影响非常大,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的第一篇都是您的书,您的作品。为什么写得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来创作?包括对于这种国家的重大题材的把控,都是来源于什么?

      【何建明】:如果不谦虚说的话,就说好像写作的对手不是太多,如果谦虚的讲的话,我只能说我们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对手不多,所以我自己写出来了。但是我真正严肃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正确的答案,第一确实我们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我的同行有两种原因没有达到这种,为什么我的作品老在比较前面,或者说很少有人超越,这就证明我们这个队伍不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永远在第一名的话,就能证明这个运动这个项目是不太行,没有普及。所以这也是我感到很忧虑的,或者另一个受到别人攻击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只要参与评奖,国家奖什么的,基本都跑不了。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写得还是不错。从正面讲的话,我谈一些自己的体会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观非常重要。就是你选择的题材,是否符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立足点,价值观,价值取向,是不是跟着时代同步走,这非常重要。作家有很多种,有写诗的有写小说的写电影的,创作的方向也都不一样。有的人专门写历史,有的人专门写比较黑暗的,有的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家毫无疑问,像我这样的可能就写现实作品比较多一点,可能就紧跟这个时代,可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比较喜欢表达一种大的题材,气势磅礴的题材和那种富有激情的情感和特点的那种人物,因此我选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类的。有人说报告文学选材就是占了50%,剩下的就是创作。选材特别重要,选好材你就有可能成大器。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人选好材就是没有成大器。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如何表现。所谓的表现就是怎么写,怎么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你要把真实的客观的事件写好的话,首先就要有一种劳动的态度。我们现在很多的作家三脱离,我们现在要三贴近,因为三贴近对应的面就是三脱离,很多作家住在书斋住在家里,不到生活的第一线去,他怎么可能写出那种现实的火热的生活呢。所以我做得还算可以,一直没有脱离现实。即使现在身为部长级干部,我从来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说我有多大的官,只是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下去以后人家把我当大官了,说这个部长级干部还出来写稿子,不太适应,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们写作,如果我官大的话,可能我的政治眼光、判断力更强一点,不能是因为这个我就放在前面,把我是作家就放在后面,这不对。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所有的我的经验,职务都给我提供了一个作家的这种成功的东西,有经验的东西,更好的铺垫我的写作,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劳动的问题,劳动特别重要。我现在我给你讲这方面,可以讲半天,我怎么创作的,至少可以讲一点,05年的时候我是全国唯一的作家当中的劳动模范。我觉得其他的称号不重要,劳动模范这个称号我还比较看重它,是因为一个写作者能让人家公认你是一个劳动模范,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承认我的劳动,我确实很辛苦,即使现在,我白天要处理日常工作,我分管的单位也很多,我写作都在星期六星期天,每年放长假的时候,马上春节到了,我就特高兴,为什么呢?没人打扰了,有那么五六天七八天我可以集中时间,我的长篇都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今年我又安排了一个,我想要写这样的长篇,所以这20年来我一直这么走过来的。我庆幸自己的这种劳动或者是我珍惜这种劳动,我曾经写了一个博客文章叫文学承接,我的承接都是跟文学有关的,因为我在写作。可以记忆很多很多东西,这是劳动的态度。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有专业的本事。叙述一个作品,不管干什么事情,你必须有真本事,您的作品再劳动,官再大,再深入生活,你拿不出好作品来,所有前面的这些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人家也不会承认你。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完成应承担的使命,所以劳动,价值观和你个人的积淀,最后才是你的创作,你的笔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否健康的成长是有几种因素在里面,首先是否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事业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选择正确的方向以后,你要做出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的时间,要全力关注全力以赴的完成这种使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必须有自己真实的本领,加起来才能实现你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和幸福的人生和高端的人生。

责任编辑:靳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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