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泽颖：为什么现在我们报告文学作品很少能够像其他的比如像莫言的，比如像其他的一些被改编成电视剧，现在被大众所喜欢的这些?
【何建明】：你说的这个数字不太准确，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影视作品，我记得电影是20部还是21部，其中有11部都是纪实作品改编的。您提出的问题是说报告文学作品没有小说改编的影响力大，这是有。我们现在一年有四千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大概也就是一百部到两百部，在这个比例当中你会发现并不少。而报告文学作品改成电影电视不太容易改，没有小说那么改得好，我客观的讲报告文学在文体当中有它的劣根病，它没有小说那种艺术的冲击力。报告文学直面现实这些都没问题，报告文学是从新闻体当中转化成的一种新的文体。文体的本身，很多东西是跟新闻连接起来的，你看我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新闻题材。新闻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还要去写报告文学，还要让人家感动是不太容易。小说是反映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东西，而报告文学也有反映人的情感的东西，但是他的主要功能更多的是写事件，而小说不太一样。所以小说改成影视作品确实比我们多，也比我们影响力大。但是这两个文种没办法比较。如果要比较的话，诗歌为什么没有小说改的那么多电影电视呢?所以不能这么去对比，客观上讲，我自己认为我已经有8个作品改成电影电视了。电影电视扩大了作品影响力，让我感觉到如果改好的话比原来的作品影响更大，因为现在关注影视的最多，这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也相信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改成非常好的影视的。我自己其中一部作品《部长与国家》改成电视剧，作为开年大戏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所以好的报告文学同样可以产生强大的影视影响力。但是确实我们作品不多，不够。
肖泽颖：2011年的时候您创作出版《国家》这部作品，中国政府对被困的利比亚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了什么样的营救究措施?
【何建明】：2012年的我们中国在利比亚撤离将近四万人，这个事件应该说在当时的国际国外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突发事件，你知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在海外的投资，在海外的输出劳动力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在非洲国家。现在世界上每年，据外交部说到国外的净出是8千万人次，8千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将近十分之一的人经常在外面走，国家的资产在国外是非常大的。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利比亚事件当时是非常典型的，突然卡扎菲政权不行了，西方时间要实行封锁轰炸，我们有4万人在那个地方，当时面对这样一个事件怎么办?国内压力非常大，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用几天时间尽国家之力把这些人从遥远的非洲弄到国内来，我们共和国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万里的路，4万人8天时间完成，这个我们从来没干过。《国家》记录这么一个事件，我刚才说过是惊心动魄，显示国家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国家真伟大。我们共产党真是了不起。美国这么强大，英国这么老牌，就是没有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这个多难啊，我们要走多少外交的程序。我们跟利比亚是没有航空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们军机都出现了，我们要走多少路，每一个国家的路我们打通得非常好，是什么原因?我们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外交经验，在这个时候都可以用上了。这么多友好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国内的老百姓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外交部的努力。海内外的企业、机构全力以赴的支持，我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精神，都显示了我们国家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办成大事的。而利比亚事件给了一个精彩的国家形象的展现，所以《国家》闪闪发光，不是因为我的作品，而是因为国家，让我作为一个作家感觉自豪。所以我倾注了对国家的感情，同时国家给我带来了感情。很多里面的细节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们在利比亚跟突尼斯交接的地方，有15000人要通过那个关口的时候，海关简直是乱套了，有5万多人，其中有很多东方人，什么越南人韩国人尼泊尔人，还有菲律宾人，都混在一块儿了。他们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好不容易通过利比亚官方的关系和民间的关系，同意我们走了，结果突然发现我们队伍当中来了很多菲律宾人、越南人，怎么办?利比亚说不让我们走了，这怎么办?只给我们一个多小时通关，最后真是急死人。国家最高领导都快急死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如果再不撤离的话可能利比亚要把海关封死了，在联合国马上要投票制裁利比亚，等于法国要轰炸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堵在那个地方，生命多危险，多少人在焦急。怎么办?最后一个中国人想了一个点子，分不清人，我们来唱中国国歌吧。一唱中国国歌中国人就站在一块儿，菲律宾人、越南人他会说几句中文，他不会唱中国国歌，一下子就分开了，我们的人浩浩荡荡的出关了，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这么多感动的事情让我写下了国家两个字，所以国家两个字它真是金光闪闪，它是有温度的，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这种温暖。所以也是我这样一个作家写作时情感的流露。
肖泽颖：您怎么看国家这两个字?
【何建明】：国家是什么?他既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我们制度，是我们民族的结合体，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也许离开了母亲我们也能过日子，但是我们心里是不安宁的。有母亲在，我们是随时随地可以感到有一种依靠，有了母亲，我们再苦的日子也会踏实，我们是充实的，有了母亲可以教导我们把路走得更好更远，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爱惜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要正视，要用爱去看待和改变问题。所以国家是我们的家园，是母亲，是我们生命的依附，是我们人生中可以永远让我们感到力量的一个概念。
肖泽颖：如果把国和家分开的话，国和家的联系是什么?
【何建明】：国和家是不能分开的，家是在国的范围当中，国是由千千万万的家组成的国，所以是连在一块儿的。生命，什么叫生命?你生出来你才有命的继续存在，所以这两个也都同样存在。国家也是，家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我们的家是不安全的，是破裂的，如果没有家何来国呢?所以他们永远是连在一块儿的。
肖泽颖：您在《共和国告急》后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生命如歌、文学如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您心目中一杆秤，这杆称就是人民群众喜不喜欢您的作品来作为您心中的一杆衡量的秤，作品是不是能够为人民和百姓说话，就是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们特别想知道，支撑您的整个报告文学创作的支撑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何建明】：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到今在内心世界中，都有一种政治抱负和文化追求，政治报复是他们忧国忧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良好品质。文学追求就是尽管对政治有忧国忧民的思考、有这种政治意识，但他不是政治家，他需要的是用文学来表达这种忧国忧民，那么报告文学作家在这方面特别体现出来，最早的司马迁写的《史记》，一直到现在比如说夏衍写《包身工》再到我们这个地方，几千年陈列着一种精神，就是我说的政治抱负和文学追求。
当时司马迁写的《史记》，在他的笔下这么多英雄人物，但是大写那些当权派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贬低的心肠。比如写刘邦，他笔下的刘邦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曹操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里面歌颂的是那个像项羽、像《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等等那样的。他为什么这么写?历史有时候是靠人写出来的，真实的历史并非一定全是这样，其实刘邦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了不得的人物，但是比较项羽的话，司马迁认为项羽是盖世英雄，即使临死的《霸王别姬》也是精彩纷呈、悲壮。他认为刘邦就是小人，我跟你一块项羽打天下，完了鸿门宴等等，他把刘邦的那种智慧、狡诈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笔下显然就是喜欢项羽。
一个作家他是有自己的政治追求的，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是他对政权的认识，他的命运，是很惨的，皇帝为了扼杀他的才华，让司马迁听他的话，按照皇帝的意图来写《史记》他没有这么做，所以皇帝给了他一个极刑，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了《史记》，《史记》最后是悄悄地埋在一个地方，他给皇帝一个版本，自己写了一个版本，现在《史记》是一部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现在的报告文学。
在那个年代，以前是传说，由《史记》开始以后才写历史，所以说炎黄大帝都是从《史记》开始了解，但是《史记》有特别欣赏的人物，有特别不欣赏的人物。说到现在《谁是最可爱的人》，在50年代我们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歌颂了解放军在战斗场面上的经历，那个时候为什么写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的抗美援朝的那种爱国的国际主义热情，所以这是它的作用。
《哥德巴赫猜想》是写陈景瑞，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第一部正面写知识分子形象的一部好作品，也是我们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个开篇之作，特别深刻，也影响了包括我这样的一代人物，那么他写陈景瑞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形态，原来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在文化大革命时候，不受人们欢迎的，因为这一部作品使我们知识分子看到了春天，这意识到什么?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沉闷了或者是消极了十多年，现在春天终于来了，所以它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今天我们写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叙述一件事和一个人，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我写国家，国家什么呢?国家意义很大，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在迅速地崛起以后，西方世界对我们国家的认知是片面的，我们要通过文学的作品，告诉世界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我的天堂》也是这样，包括我去年写的《江边中国》也是这样，只有一个很短历史的一个生产大队，现在叫一个村子，用40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我们苏州最富裕的一个村子，我看了也非常吃惊，像这样发展的历程，其实是一个人起的一个作用。这个人是什么?是我们主人公，他用他的那种不断解放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现了我们共产党倡导的富裕起来的这么一个，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那么西方世界就是奇怪，中国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就发展的这么快?他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同胞，也要告诉世界，这是我的文学的梦想，也是一个政治抱负。
今天的中国是我们干出来的，美国建国用了200多年历史，你看看他们当年的时候，南北战争，然后奴隶解放都是非常惨的，但是美国了不起，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他们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对它非常敬佩，包括他们目前很多有效的制度、管理方式，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
但是美国人同样也要尊敬我们中国，我们改革开放30年时间，就30年时间在很多地方实现了美国200年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得的奇迹了。我的那些作品如果从国家叙述他最大意义就在于不光是记住历史，而且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一方面就是我们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另外就是中国人靠什么?靠自己的智慧勤劳发展起来的，我写到的几乎都是这样，没有不是实干干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依然是这样，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因为世界在不太了解我们、误解我们，我们和平崛起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他用各种方式来扼制我们的发展，然后歪曲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这是非常不对的。
我写作品除了告诫世界以外，还要告诉我们同胞，我们每一个公民，要珍惜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同时我们写了这么多典型的是什么?你看其他地方要去学习他们，我们不要光眼红，好像是沿海开发区他们就天然的进步、天然的就富裕，完全错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自然而然富起来的，都是用汗水干出来的，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也是这样，要想过上好日子，光在街道上埋怨这个埋怨那没用的，搞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只有认准了方向，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走过来，这就是我想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我政治的抱负，告诫世界，也是告诫我们的人类。
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步步走过来，都是要靠我们的智慧、劳动，流血、流汗，拧成一股绳子，这就是我们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就像一个人一样要健康就要运动，就要少吃垃圾的食品一样的道理，所以回过头来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时候，之前有两句话我们大家可能已经把它忘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实干才能兴邦、才能实现中国梦，现在不要把中国梦笼统化了，就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等着天上掉金子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国梦。
国家叙述几乎都是跟中国梦连在一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是与我们的中国梦相关的，中国梦不是今天才有，最早的时候就有，孔子那时候就开始实现仁义、忠孝等等。我们现在想的中国梦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走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特色道路是什么?让中国所有的老百姓能健康、幸福地生活在一条阳光的大道上。
【何建明】：生活在这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那么一个家园当中。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梦。所以不是说空话，国家制度真是我们千千万万的人向往的那条路，我们用文学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的作品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他那个时代的期望和抱负，我是这么理解，内心也是这么去做的。
【何建明】：国家叙述的概念，其实最早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在2008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写报告文学、小说、乃至诗歌，都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的情感局限于个人的小情感、小情调的话，成不了大气。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非常高的这种远见去思考问题，我们写一个男女之间的情感，就要建立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你才能写深刻了，否则一切作品都是非常无力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原因是曹雪芹当时站在自己家庭背景这样的一个起点上，进行了一个针对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的写作，所以他的作品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家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讲了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制度的没落的过程，这就是作者在那个时代的国家叙述。再说一点，梁山伯与祝英台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的爱情为什么会是失败的，到了坟墓里他们化成两个蝴蝶才实现自由恋爱的梦想，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与制度下，人们实现不了男女的自由恋爱。所以作者是在那个时代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国家叙述。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发现，当今社会不能简单地划类一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是在笔下的人物有的完整点、有的简单点。比如说假设我要写一个在西单街头唱歌的女孩，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点。可是为什么西单女孩在今天可以一下子一举成名?因为今天的社会与几十年前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以前的乞丐可能永远销声匿迹了，但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小的事件可能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把它无限量放大，然后弄到电视台、报纸上。一下就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成了一个有名的人。写这样的人物，就是在这个时代层面上的国家叙述。国家叙述不是空的概念，它是由千千万万的小家庭、无数的小细胞组成的。那么我们国家叙述的细节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某一事某一阶段、一个事的某一情节某一方面都是国家叙述的组成部分。我们作品中的国家叙述并不都是国家大事，国家大事本身也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物情节组成。比如我们写领袖，就属于国家叙述，但这个领袖本身也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他领导一个团体集团，他的生活也由很多人和事组成，领袖本身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层面。所以我们只有深刻了解他身边的普通人的时候才能把的作品写得精彩。国家叙述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写出符合我个人的创作的特点、创作的风格，写出我的精神追求，写出对这个时代的理解的文学表达，也是我一个文学工作者心里的中国梦。
肖泽颖：国家叙述在您的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所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是什么。
【何建明】：我几乎是在跟这个时代同步地成长，为什么?首先就是从我年轻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过我对国家、对这个时代这种火热的青春般的激情。尽管比以前年纪大了，体力有点跟不上，但是当我看到好的题材、好的作品的时候我依然充满情感，所以每年都有两到三部作品创作出来。这让我感觉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题材或者是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做事，否则我们的报告文学会很虚弱。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我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另外这个时代给了我丰富的题材，不去写都太可惜了。例如我最近在写“古董收藏”，都是比较边缘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了不起的。我以前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行当，但是当我走进去以后发现，很多人在做收藏的财富梦，他们内心的向往是真实的，得到一个宝贝就能发财。大家都想求真，以此来换回无限的财富的时候，实际发现90%都是假的。而有的人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还不想承认它是假的，都在玩假。玩假的目的什么?就是实现他们内心的那种不劳而获，所以这个行当会出现问题。在这里面折射出现在中国人的浮躁心态，对财富不正当的畸形的心态。曾经成就了一番美好的东西，只怕在最后就成为一种恶梦式的毁灭。我就觉得作家就要有这种责任去思考、去深入研究这样的问题。而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需要走在社会的最前沿，当我关注这个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来记录这个行当的表象，而是去深刻地思考我们的国民性、人性，去提醒我们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百姓们注意这个问题。
当生命不息的时候，我有力气的时候还要写作。有时候我还写诗，我最近写了一首《为什么，我还有梦》，我已经过了我做梦的年龄，完全可以平平淡淡地生活。然而马上有个转折，当我看到现在社会当中还有很多问题不完善、不完美，我就会梦想去改变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抒写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感情和呐喊，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使命。生命如歌，我这个歌既是唱给我内心追求的歌，同时也期待我的同胞、我的读者更清醒地跟我同样地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不是现在也在讲，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我们不能走邪路，我们一定要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发家致富梦是要建立在靠智慧和诚实劳动的出发点上。我们文学工作者需要成熟的思考和眼光，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光明日报》头版发了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很多同志看了，给我反馈非常不错，其实我就写了两天时间，但是我集结了我这么多年来我所看到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反映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很多新的决策跟我呐喊的问题是相呼应的。这就是我们与这个时代共命运、共呼吸、共呐喊的一种表达和表现，这也是文学作家，包括文学的文体本身的特定性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