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谈徐志摩（“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谈胡适（“温雅有礼，关爱他人”），闻一多（“头发乱蓬蓬、衣服脏兮兮”），沈从文（“当过警察，曾在她与志摩的家里住过”），泰戈尔（“慈爱得像上帝”），孙大雨（“非常自傲，但不狂妄”）；也谈林徽因（“高雅美丽，与志摩极其相配。当年梁思成也追求林，为了替林买橘子，梁骑摩托出门，车祸伤腿，林不忍离弃腿残的梁，才舍志摩而取梁……”这是陆老师当时的说法。时至今日，我明白事情远远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她谈丁玲（“很有才气。当年胡也频出事，是她推动志摩去向邵洵美借钱，以资助沈从文陪伴丁玲潜逃”）。

　　有一次，陆老师精神很好，又谈徐志摩的诗，她即兴用悦耳动听的曲子吟唱徐志摩的名篇《沙扬娜拉》，使我对音韵声律之于诗歌的诠释有了特别深刻的领会。

　　陆小曼老师并非如世间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连舞榭歌台，耽于逸乐享受的风月女性。实际上她非常敏感，对所处时代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她关心时局，对日甚一日的思想禁锢十分忧惧，对文化被政治所扼杀更感到绝望。她认真地看报纸，看《参考消息》，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大小政治动态，随时跟我讨论分析。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方晦啊，这是一个不可随便说话的时代。最最要紧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千万不能公开乱讲啊。”

　　1960 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她与胡适的关系、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胡适是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人……

　　陆老师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她说，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胡当选还是不当选“总统”，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

　　1949 年以后，陆老师基本上足不出户，息交绝游。熟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但是政治运动是逃不脱避不开的。

　　“反右”运动之前，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当时画院的画师无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书画、金石艺术家。

　　陈巨来老师把存录了自己历年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 年以后的作品：“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故宫博物馆珍藏之印”、“梅兰芳印”等。这已经够风光够显赫了，但是他老人家还不过瘾，又悄悄把那长卷拉开一段，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之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的痕迹就暴露无遗了。

　　“反右”开场，陈老师当然被“揪出”。陆小曼是陈巨来的三十年老友、同事，还是近邻，过从密切，陆小曼不发言批判陈巨来是无论如何“滑不过去的”。于是，几年之后，陈老师“解教”( 解除劳动教养) 归来，与陆小曼遂成陌路，还有深怨。

　　两位于我情同父母的师长竟被政治高压弄成了“冤家”，我心中极为难过。我对陈巨来老师说：“陆老师若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说：“怎么可以为保护自己，牺牲朋友？”我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得厉害？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他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他又说：“别人揭我批我不关痛痒。小曼揭发批判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脏上。你不知道，她揭发我十八条！十八条哪！”我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他想了一会，说：“那倒是没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枪毙加上活埋还不够哩！”我说：“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

　　我又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他问：“陆老师还说过什么？”我说：“她是明白人，不说废话。她是记挂你的。”

　　这时，陈老师泪花涌动，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我们一起往陆老师家去，还在楼梯上，陈老师就大声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俩虽未抱头痛哭，却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1960 年之后，陆老师的健康每况愈下。之前，她还能梳妆打扮一番，去画院开会，步履尚算轻健。后来，可怕的气喘发作频仍，往往坐在床上，由阿锦阿姨在背后抱持着，伸直脖子，上气不接下气，喉间“呕呕”巨响，要大半小时方能平复，但那时已筋疲力尽，不复能言了。此后，陆老师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1960 年4 月，我父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逮捕和开除公职之后，被动员去西北沙漠开荒。

　　临行前我向陆老师告别。她除了泪眼汪汪之外，说不出一个字来。18 岁的我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不认为会与陆老师暌别长久。我当时惊异于她脸上的惧怖之色，觉得是病弱使她经受不起任何波折。

　　两年后我回到上海，以为灾难已经过去，往日的生活又会回来，至少我又回到两位恩师身边。

　　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964年9 月，我与几位常在一起畅叙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遭逮捕。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不判不放地“闷关”四年之后，于1968 年的某日，在囚室里巧遇翻译家、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教授。大雨先生偷偷告诉我，两年多前他路遇吴锦，知悉小曼已去世了。那段时间，每当入晚，我就躲在被窝里无声哭泣。

　　在监狱服刑十六年零三个月之后的1980 年12 月，我被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告撤销“无期徒刑”的原判，改判“无罪释放”。回沪后， 我重访陆老师旧居，却是不相识的人出来应门，一问三不知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年愈古稀的阿锦阿姨和陆老师的侄女陆宗麟女士，知当年我的被捕使陆老师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她忧愤惊惧过度，时常哭泣，遂至不起。阿锦阿姨还说，“文革”中陆老师的小小墓丘早被捣毁无遗，现在连祭祀一下和献一束鲜花的所在也没有了。

　　1988 年， 我与某友合作撰写了三十万字的《飞去的诗人—— 徐志摩传》出版。这是得陆老师生前的最大心愿，她曾嘱咐我协助她实现这个心愿。我与合作伙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我在心里用这本书来祭奠陆老师的在天之灵。（文/张方晦）

　　( 文章源自《文史博览》)